最近，我突然萌生了个想法，给父亲写史。
起因是，老爸病了。虽然目前还没法确定这只是基础的老年病，还是颗不定时暴雷的炸弹，但上一辈的遗憾，我不想复制。
小时候听长辈说，身为照相馆二当家的爷爷，写得一手好字。有多好呢？过去相片顶端都会有一行“某某合影留念”的毛笔字，那就是我爷爷写的。可惜那时候爸爸姑姑们都还太年轻，没有想到让爷爷留下一些墨宝，等意识到了，老爷子也已重病无法握笔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还有我奶奶在世时，总念叨我们家祖上住在宁波城里一条叫作“王青梅弄”（音译）的地方，不仅整条弄堂都是我们王家的，弄堂里还有家族的祠堂。但“王青梅弄”这几个字究竟怎么写，在什么地方，却没人详问细考，如今竟成了未解之谜。
几年前我曾撰文提及此事，有热心的宁波读者给我留言，说宁波过去有条王春茂弄，发音跟“王青梅弄”很接近，不知道是不是这里？
所以，眼见父辈渐渐老去，我决定采取行动，免得将来子侄一代问起他们爷爷的人生经历，我也含糊其辞无言以对。
如果说我爷爷那辈人，见证了民国的兴衰起落，那么“长在红旗下”的父辈，则是新中国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
虽然就精彩程度来说，我的父亲或许比不上他的父亲。毕竟作为民国时代典型的宁波人，我爷爷走过三江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闯过上海滩，待过杭州城，爬过凤凰山，喝过南湖水，甚至还有过一段因着长衫被误当成上海来的大款，在杭州火车站遭土匪绑架，被劫至四明山，后经身为“浙东绿林扛霸子”的前任嫂子家营救，才得以脱身的奇幻经历。
至于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天井、那条弄堂里的阿公阿婆们，一个个也都是有故事的人：
他们中有的曾是江南巨镇濮院首富的小妾，家中藏有唐伯虎、祝枝山等人的真迹，每年黄梅季过后都要拿出来晾晒，其子后来一直做到上海某区的区长；
有的曾是苏州名妓，后被拥有这一片里弄的老房东赎身为妾，建国后因为推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不得不改为干爹干女儿名义对外；
有的曾在重庆渣滓洞当刽子手，重庆解放前潜逃至嘉兴，进厂作工，但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工资太少而贪污了一些公款，事发后真实身份遭揭露，最终领了子弹；
另外还走出过大名鼎鼎的数学家陈省身，其姐姐一家一直住到90年代末。其时嘉兴启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为此身在美国的陈省身还专门致信地方政府，希望别拆他家，未获搭理。多年以后，他家老宅原址上建起了一家银行，却被破例命名为陈省身支行……
这些故事当时如果有人详细记录下来，精彩程度绝对不亚于《繁花》或《七十二家房客》。
到了父亲这一辈，旧时代的动荡虽已渐渐远去，但新社会的变故同样不少。比如在长身体的年纪没东西吃，初高中毕业了又没书读，只能去农村或边疆插队落户，又因为家庭成分关系，上大学提干参军处处受影响，好不容易熬到中年，却突遭下岗大潮……这些，即便不是每项都经历，但起码也会命中几个。
以我爸为例，16岁中学毕业去了外地工作，20多岁就当上国营厂的车间主任。期间三次被推荐参军，一次是空军，一次是去武汉军区文工团，还有一次是去石家庄的军校读书，结果每次都因为家庭成分原因被卡了下来。
特别是最后一次，厂里都让他把该休的假全休了，回家等通知，直接去部队报到即可。可左等右等通知就是不来，回厂一问，领导无可奈何地说：小王啊，你有个资本家亲戚的事怎么不早说啊？
至此以后，父亲便心灰意冷，再有上学参公的机会，也都找借口放弃或推荐给别人，自己则一门心思想着调回嘉兴，和亲人团聚。
这些发生在我出生前的历史，以前我是不感兴趣的，甚至觉得父亲这一生过得很平庸。而受过高等教育的我，自当海阔凭鱼游，天高任鸟飞。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正在重复父辈的人生轨迹。其实不独我个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要想真正摆脱父辈的影响、活出和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很难的。
就像有人说的，今天的大厂码农和当年的纱厂女工，本质上是一个阶级、一样的人生。
正因如此，倾听、记录父亲的历史，从中汲取人生的经验、教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史书“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一百多年过去了，虽然史学的分类越来越细，社会史、经济史、地域史，但能够被载入史册的，依旧是极少数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
像史景迁《王氏之死》这样以小人物为主角的书籍，或者从一个个个案入手梳理出大时代脉络走向的书，还是极其稀少。
当然，这也不能怪历史学家，毕竟不同的人，史料的价值性是不同的，相比引车卖浆者流，杰出人物更具代表性。但不是有那么句话么：每个人都是自己历史的缔造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亲人、长辈的个人经历同样是一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一笔宝贵的财富。
前一阵《漫长的季节》热播时，我写了篇《<漫长的季节>，中国改开历程中的一页痛史》。写作时，我眼前浮现出的是一张张神情各异的面孔、一段段五彩斑斓的人生，只是碍于篇幅，没能一一展开。而他们所组成的时代群像，却远比电视剧里那种单线条、统一性的悲情叙事要丰富精彩得多。
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个人的境遇其实千差万别。他们中有成功的，比如我大伯，读书时成绩就很好，高中毕业后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没能进一步上大学深造。
直到80年代，顶着30多岁的高龄去读电大，毕业后放弃了给市领导当秘书的机会，而是机缘巧合下海经商，攒下丰厚家资；还有我三姑父，典型的乡村能人，改开前就是公社生产队长，改开后更是魄力十足地贷款数万，买车跑起了运输，同样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当然也有和机遇擦身而过的。比如我大舅，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时间报了名。那时的高考制度和现在不同，每年5月省里会先组织一次预考，只有达到规定的分数线，才有资格参加7月的高考，而预考通过率仅40%。当时我大舅预考成绩名列前茅，正常情况下考上大学由工（人身份）转干（部身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不出意外的就发生了意外。
正式高考前没几天，大舅骑车时不小心摔断了胳膊，而且还是握笔写字的右手，只能遗憾放弃高考。
又比如我爸，80年代初乡镇企业刚兴起时，他和朋友晚上出去接私活，一天能挣五块钱，一个月下来比正式工资多好多，所以就雄心勃勃地打算辞职下海当个体户，结果遭到老观念的奶奶坚决反对，只得作罢。
多年以后，面临下岗的父亲带我去桐乡当年的那位朋友家玩，对方下海后乘着九二东风，企业一路做大，不仅他自己住上了大别墅，就连手下的员工家里住房面积最小也有70平，而我们当时还蜗居在老城区砖木结构的两层老房子里。
这些故事，如果单拎出来，史料价值或许有限，但它就像一滴水，折射出大时代的光芒，以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关于个人史、家庭史的写作与收集，很多机构平台其实一直在推动。比如凯迪社区早年就曾开辟过一个“百姓家史”的版块，鼓励网友写作、分享自己的家史。
而我此番起心动念“给父亲写史”，一方面是为了及时保留父辈的记忆，以免将来留下遗憾。不要小看这点，其实很多人都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父辈，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从哪里来？
我有个朋友，多年前因公赴台考察，对方派来随团采访的女记者跟他谈起，自己父亲在内战时被抓壮丁到了台湾。她和弟弟小时候，常见父亲因思乡而流泪，便不敢多问关于家乡的事。待她人到中年，才惊觉竟不知道自己根在何方？但此时父亲已过世多年，所以只能求助于我的那位朋友。
两人于是从她父亲的口音特点、会唱的民间歌曲、家乡地理特征等方面入手梳理资料，并通过台办和民间志愿者组织，最终找到了她远在甘肃徽县的老家。但这样的圆满结局毕竟是少数，更多时候由于时过境迁，后人再怎么努力，收获的也只有遗憾，比如我们家对于“王青梅弄”的探寻。
记得很多年前，媒体人孙春龙发起了“老兵回家”公益项目，实现了很多老兵回家看看或埋骨桑梓的愿望。但除了媒体报道的一些故事，大部分老兵的人生经历却还是被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甚至连子女都未必明了。我不知道孙春龙有没有给每个还在世的老兵写一本《私人史记》，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很愿意承接下这项工作。
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回顾父辈的人生遭遇，为当下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一些资鉴经验。毕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比如时下颇受关注的青年人失业问题，我们的父辈一生中前后曾遭遇过三次：
第一次是伴随1958年以后一系列经济政策失误引发的60年代城市就业难；
第二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知青集中返城导致的就业难；
第三次则是90年代中后期因为国企改制引发的波及六七千万人的下岗潮。
虽然今天的很多书籍都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描写成遍地是机遇的美好时代，但经历过那些年的人却说，由于国企在各个领域还占据绝对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真正有胆量下海的人并不多，都是被逼无奈，或者返城无业，或者吃过牢饭，只得冒着风险、老着脸皮摆地摊、搞倒卖。其行为决策本质上跟今天很多既无名校学历，也缺乏家世背景，进不了央企大厂的人，选择开网店或做直播别无二致。
所以尽管这两年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最新数据显示，16～24岁调查失业率已经达到20.4%——并引起了会否发生第四次就业危机的猜测，但我想说的是，今天的年轻一代所面对的大环境，虽然不如70、80后刚踏进社会时的蒸蒸日上，但要和50、60后相比，绝对值上的机会还是要多得多的。
当年的失业是真失业，贫穷是真贫穷，而现在，有些人是真的囿于孔乙己的长衫。比如我之前装修时的一个木工的儿子，因为成绩一般，别人就建议他索性跟着老爹去学木工，出师后一个月一两万轻轻松松。但他老爹非让他上大学，哪怕读的是三本的水校，毕业后当了个月薪五六千的小白领。这一幕跟当年我奶奶要求我爸待在国营厂里当有编制的工人，坚决反对其辞职做个体户有何两样？
还是那句话，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读懂了父亲的历史，大致也能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前路。而这也正是“给父亲写史”的意义所在。
作者：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允九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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